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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家族社会资本实践

自1994年成立家族办公室以来,比尔·盖茨的身家翻了近290倍。其基金会所捐赠的资金规模也无人能及。盖茨家族通过微软公司创造财富,通过家族办公室管理财富,再通过基金会捐赠财富,成为了全球“富而好礼、富而有道”的典范。

虽然我们不能指望那些纯粹以赚钱为目的,一切以钱的多少来衡量企业和个人成就的商人,可以担当起服务社会、改造世界的责任。但是,真正的企业家迟早都会补上对社会的信托责任这一课,从而实现家族财富的世代传承。果真如此,那么,盖茨家族财富价值社会化的成功实践,或许正是那些有担当、有作为的中国家族企业所效仿的样板。

2020年2月5日,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宣布,捐赠1亿美元用于全球应对2019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这是自盖茨基金会成立以来,总额360多亿美元的慈善捐赠中,最近的一笔。

2008年,比尔·盖茨成立了自己的私人慈善基金会——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基金会的目标非常明确:秉承所有生命价值平等的信念,致力于帮助人们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基金会目标实现的路径有两条:第一,在发展中国家,致力于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使他们有机会摆脱饥饿和极端贫困。第二,在美国,致力于确保所有人——特别是拥有资源最少的人——有机会在学习和生活中取得成功。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盖茨基金会,通过为各国贫困人群提供价格低廉且安全可靠的疫苗、药品和诊断工具,使500多万家庭不再承受失去儿女或兄弟姐妹之苦,帮助数以亿计的人口摆脱了贫困盖茨基金会正改变数十亿人的生活。但如果没有背后盖茨家族独特的愿景,是不会有今天如此强大的力量。

2019年9月16日,比尔·盖茨又一次站在讲台前,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目标守卫者论坛》上,发布了盖茨基金会的第三份《目标守卫者报告》。为配合联合国推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即到2030年取得三大进展:消除极端贫困、战胜不平等与不公正以及扼制气候变化。盖茨基金会每年撰写一份《目标守卫者报告》,直到2030年,并在各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发布。旨在追踪全球目标完成情况、展示最佳实践,并激励各国领导人加快他们的行动步伐。

在旧金山敦促制药商关注影响穷人和富人的疾病;在印度安得拉邦宣扬小农场的价值;在阿布扎比建议王储和太子党继续支持全球医疗行动;在克利夫兰建议投资建设更好的学校盖茨基金会在比尔和梅琳达夫妇奔走全球,积极为穷人争取利益的一场又一场演讲中,走过了非同寻常的时光。

财富的价值是什么?比尔·盖茨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次采访中说:“我自然是衣食无忧。当超过一定程度,金钱对我便没用了。财富的效用是用来创建一个机构,然后将资源送到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

“无限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鲁迅先生的这句名言,也许正是盖茨基金会的独特使命价值:“基于所有生命价值平等的理念去改变世界”的真实写照。

“盖茨在2019年将个人净值提升了160亿美元,使其身家达到1060亿美元,在彭博亿万富翁指数中仅次于杰夫·贝佐斯,而且这还是在他的捐款超过350亿美元的情况下。”

岁末年初,彭博社的这则消息,吸引了不少眼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怎么仍旧处于创富模式?他不是早已退出微软,从一位科技企业家转身做了慈善家吗?

用商业的眼光来看待社会问题,用商业的规则去解决问题。《如何改变世界》的作者戴维·伯恩斯坦,将这样的一类人称之为社会企业家。他们为理想所驱动,质疑现状、拒绝放弃、不断创造,开拓新机遇、构建新世界。他们不同于一般慈善机构组织者,他们经营“生意”,所以必须要有赢利,但赢利目的又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

这就是今天比尔·盖茨夫妇俩的个人新角色:像经营微软企业一样,管理家族的财富、运作家族的慈善事业。

从减持微软股票,到将个人的现金收益注入家族信托基金和家族办公室,然而再聘请专业可信的人士负责管理——比尔·盖茨前后用了近30年的筹划与运作,完成了家族财富管理体系的构建:通过三个管理主体,即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比尔与梅琳达·盖茨信托基金和瀑布投资,对其家族实业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实现了全面、系统的管理和覆盖。优化了家族财富的结构,降低了对单一企业的风险敞口,确保了家族财富持久的保值增值。

在盖茨家族财富管理体系中,作为家族办公室的瀑布投资,其主要目的是分散投资,减少比尔·盖茨对科技行业的风险敞口,实现财富的长期保值及增长。而盖茨信托基金则是为基金会提供现金。最终,瀑布投资的投资收益还可以再次以现金或股票模式捐赠给基金会。从实业资本(微软公司)到社会资本(慈善事业)转换的整个过程中,比尔·盖茨的金融资本通过瀑布投资和信托基金,最大化了对基金会的捐赠和贡献。

与2008年汶川地震相比,这一次武汉疫情发生时,中国企业家的慈善捐赠,无论是形式还是动机,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以阿里巴巴和它的创始人马云为例,除阿里巴巴公司拿出10亿成立了医疗物资专项供给基金之外,马云还以个人慈善基金的名义拨出了1个亿。这不能不说是马云在宣告“制度传承”以来,所迈出的一大步:马云的个人慈善基金开始发挥社会影响力了。

从此,马云的名字开始与两个机构相关联。一个是阿里巴巴,另一个是马云基金会。也许这两个名字都会在未来的世界中流传下去。但是,对于马云来说,他当然更希望后者的存在,可以像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一样稳定而持久。因为,这可以充分体现每一位视荣誉为人生基本信条的企业家,对社会必须付出的信托责任。

这在乐博学坊的“家族企业价值地图”中,被称作“财富价值社会化”。即企业家族通过回答“我们希望别人怎么看我们?”的问题,完成家族公民从“个人精英”到“社会精英”的转变。世界上,那些大名鼎鼎的富过三代家族,也都是用这种方式完成了延续世代辉煌的使命。

自1994年成立家族办公室以来,比尔·盖茨的身家翻了近290倍。其基金会所捐赠的资金规模也无人能及。盖茨家族通过微软公司创造财富,通过家族办公室管理财富,再通过基金会捐赠财富,成为了全球“富而好礼、富而有道”的典范。

值得中国企业家族关注的是,作为第一代创业家,比尔·盖茨早期财富主要来自于微软公司,并基本集中于微软一个科技企业。这与今天中国内地企业家族的情况十分相似。

为了家族财富的世代传承,企业家或许能将家族企业传承给有能力、有意愿接班的下一代;或许交给他人,而将家族企业兑现为金融资本,并再投入家族的下一个事业领域。

比尔·盖茨的做法是,将实业企业转换成金融资本,通过家族办公室来实现其改变世界的使命。盖茨家族成功地实践了对社会的信托责任。为今天正在着手企业传承管理的中国企业家族,提供了一个值得效仿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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