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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纽约大学新校长童世骏:哲学家眼中的大学、教育和人生

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011年,哲学家童世骏给国外一位同行写信:“我调动工作了,我的工作从主要是解释世界转成主要是改变世界了。”1978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就读本科的他,在这一年就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2020年6月1日,他又迎来人生新挑战———就任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继续“改变世界”之路。

童世骏完全同意马克思所指出的改变世界的重要性,但他补充:当我们作为哲学家、学者或某一领域专家来谈论改变世界的时候;当我们在当前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体验经济的时代、互联网的时代、符号消费或者文化消费的比重越来越超过实物消费的时代,来谈论改变世界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改变世界的一种方式,恐怕恰恰就是解释世界。

《学以成己:论大学、教育和人生》便是童世骏以“改变世界”的实践书写的“解释世界”之作。他从教育的角度观察和解释世界,带给我们诸多思考。

《学以成己:论大学、教育和人生》,童世骏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学以成人到学以成己■“成事”固然重要,“成人”才是教育根本目的■应对教育焦虑,我们需要回到“成长是硬道理”的教育初衷

焦虑成了一种现代病

上书房:《学以成己:论大学、教育和人生》一书,收录了您在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八年多里发表的演讲和文章,是您在哲学著作之外出版的首部关于教育的个人著作,书名“学以成己”是否提示了您所认为的教育的终极目的?

童世骏:在最近一次接受的关于教育焦虑的采访中,我提出,消除教育焦虑的关键是要看到,不仅“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而且“成事在天,成人在己”。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家庭,能做成什么事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但想让家庭成为什么样子,则主要取决于家庭成员自己———哪怕身居陋巷,粗茶淡饭,也能亲慈子孝,其乐融融。“成事”固然重要,“成人”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如何“成人”?2018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4届哲学世界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但我觉得要避免只从教育者的角度理解这句话;而对于学习的另一种说法“学以为己”,也要避免因为不了解这句话的古典背景而对“为己”产生误解。在我看来,教育的核心是自我教育,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要作为学习者而让自己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才是“学以成己”的完整意思。

学以成己离不开合适的环境。从1978年春天从崇明农场来到华东师大,到去年底卸任校党委书记,我一直是发生在华东师大这所美丽校园里的各种学习过程的得益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教书育人的地方是学以成己的最佳场所。

童世骏:无论是特殊意义上的“成己”,还是一般意义上的“成人”,其核心都是一种“成长”。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同时也是教育家、心理学家,是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看来,成长是生活的特性,成长也是教育的目标,在成长之外,教育并无其他目标。

我常常把杜威的观点表述为成长是硬道理。“成长是硬道理”这个观点,在杜威到访中国100年后的今天,尤其需要强调。100年间,中国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个比100年前更为严重的现象,那就是各阶层、各群体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教育焦虑之中。虽然教育焦虑的加重,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我们对教育拥有了百年之前无法想象的各种可能性,但过于普遍而严重的教育焦虑,无论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国家,都是有害的。应对教育焦虑,我们需要回到“成长是硬道理”的教育初衷。

成长是硬道理,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把人生旅程机械地分为目标和手段两个部分,不应该认为人生当中那个被当作手段的部分(比如被当作“起跑线”的童年),其价值似乎仅仅是为了目标的实现———为了将来的“成功人生”,从而认为童年是可以牺牲的,孩子是可以被当作学习机器的。杜威曾说:“由于生活意味着成长,所以生存着的人生活得真实而积极,在其每个发展阶段上,生活都有同样的内在充实性和绝对诉求。由此可见,不论人们处于什么年龄段,教育乃是提供确保其成长或合理生活的各种条件的一项事业。”

成长是硬道理,还意味着我们不应该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不同的人。每个人的成长起点、成长环境和个人兴趣都不一样,不顾一切地拿别人家的孩子来比对自己的孩子,把微信群和微信朋友圈变成“斗娃”现场,不做区别地用某个指标,比如升学率、一本率、清北复交率等,来评价所有学校,都是误解了教育的本意,都是没有看到———“衡量学校教育价值的标准,就是它在何种程度上制造了继续成长的欲望,又在何种程度上为在实际生活中满足这种欲望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手段”。

童世骏:成长是硬道理,并不是说任何“成长”都是硬道理。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杜威所说的“成长”是指经验的拓展,但正如他在1938年出版的小册子《经验与教育》中所说的,“并不是所有的经验都真正地具有教育的性质,或者相同地起着教育作用”“任何对经验的生长起抑制作用或歪曲作用的经验,都具有错误的教育作用”。在杜威看来,那些可能使人产生冷漠、墨守成规的经验,那些使人们生活不自然的、分散的和离心的经验,都是不利于人的成长的。杜威列举了他所说的“传统教育”当中的一些“消极经验”的例子,其中包括“有多少学生一提起学习过程就感到无聊和厌倦”。

理解杜威这段话的意思,就能明白教师所承担的责任。教育是成长,而成长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是从现在的经验向未来的经验的扩展。这种成长或扩展是有多种可能、多种方向的。教师的作用就在这里:给作为不成熟者的学生的经验重组扩展的方向提供引导。“作为教育者,应该拥有更加成熟的经验,这种经验使他能够对年轻人的每一种经验做出评价……教育者的任务是注意一种经验所引领的方向。如果教育者不用较强的洞察力去帮助经验不成熟者组织经验所需的情景,反而放弃他自己的见解,那么,他拥有更成熟的经验这一点就没有意义了”。

上书房:校园应该为这种引导、成长的发生,创设怎样的环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学应具备怎样的大学精神?

童世骏:华东师大的创校校长孟宪承先生,曾在1934年出版《大学教育》一书,在书中对现代大学的精神做出了精辟而系统的阐述。在他看来,理想的现代大学应有助于学生“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镕”,应有益于“民族和社会的发展”。

大学和中小学都是传授知识的,知识不仅是现实的反映,且是问题的解答。问题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有答案的,一类是还没有现成答案的。大学作为高等学术机构,是和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打交道的,而其他学校则大都只涉及已经有明确答案的问题。蔡元培在论及大学精神时也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而对于“品性的陶镕”,19世纪英国学者约翰·亨利·纽曼的一段话描述得十分诗意、准确。他说:“书本主题的那种特殊的精神和微妙的细节,要迅速地、确定地传达,只有靠心灵与心灵的沟通,只有靠目光、表情、音调和姿态,靠即兴而发的随意表达,靠熟人谈话的意外转折。”纽曼强调的是大学里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性,就是“陶镕”。

“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则强调大学要为社会服务,为了让学生将来能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大学要尽可能让学生在校时就能对这样的社会理想不仅心向往之,而且从我做起。

上述三方面是互相交融的。把孟校长三句话与华东师大的校训“求实创造,为人师表”结合起来,我觉得在完整意义上的大学精神当中,“创智”与“修德”不可偏失,“爱群”与“成己”必须兼得。

任何交往都有教育意义■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留学还是不留学,而在于交流、开放的心态■跨文化交际是构建理性社会和人性社会的核心要素,而上海纽约大学正是这样一间跨文化交际的“实验室”

开放的心态和交流的能力

上书房:书中有一篇《记一次与“乌托邦终结”有关的多国之旅》,回忆了1989年您在挪威卑尔根大学访学期间的一次旅行。访学结束后,您又在卑尔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直到1994年拿到学位。您在文中说道:“对我来说,改革开放不仅意味着走进大学,而且意味着走出国门;不仅意味着我可以放眼全球,而且意味着我可以周游列国。”在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不容乐观的当下,留学生群体成为关注焦点,有观点认为留学正在日益失去其价值,您怎么认为?

童世骏:就我个人经历而言,4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和大学生涯,无疑是最重要的节点,而去挪威访学和留学,又是我在改革开放40年中最重要的人生节点。在国内,我师从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在冯先生的指导下,我对传统中国哲学有了一点认识,而留学的经历,让我对传统中国哲学如何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有效的对话,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留学期间,我的导师、现为该校哲学系荣誉教授的奎纳尔·希尔贝克引见我认识了包括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内的许多哲学名家。哈贝马斯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交往理性”理论,现代社会中集体行动的最重要的正当基础,是就与这些行动相关的价值和规范进行自由而负责的讨论。我不止一次讲过《金银盾》的故事,这是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教科书上的一则寓言。故事中,两位罗马将军就一块盾牌的材质问题争论不休。一位将军认为盾牌是金制的,另一位则坚称它是银制的。最后,制作盾牌的工匠说,你们都说对了,但又都说错了,因为盾牌一面是金子做的,另一面是银子做的。两位将军都只看到了盾牌的一面,都没有弄清盾牌真正的材质。虽然当时年纪还小,但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能多了解生活、了解世界的两重性甚至多重性,是一种幸运。有国外学界同事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不同文明间沟通对话的理念为基础,为东西方关系贡献了一套独特理论”,那是过奖了,但我的理论工作确实从我的多元视角得益不少。

童世骏:是的。当然,留学只是一种选择,需视各人情况而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留学还是不留学,而在于是否有开放的心态和交流的能力。杜威的教育哲学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就是任何交往都是有教育意义的。在其最重要的教育哲学著作《民主与教育》一书中,杜威专设一节讨论“教育与交往”。他说:“作为交往的接收方,就是去拥有被扩展和改变了的经验。一个人分享到另一个人的所思所感,在这个程度上,他自己的态度多多少少也会有所改变。做交往的一方也不会不被改变。”杜威举例说,我们如果想把自己的稍微复杂一点的经验充分、准确地传达给另一个人,都要想办法跳出这种经验,像外人那样看待它,考虑它和别人的生活有什么接触点,必须富有想象地吸收对方经验中的某些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于自己所要传达的那种经验的态度,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此意义上受到了教育。杜威之所以说所有交往都具有教育意义,是因为他认为交往当中的各个方面都可能使自己的经验得到扩展和改变。经验得到扩展和改变,就是杜威所说的“成长”。

上书房:您曾表示,在至今获得的所有奖项和荣誉中,您在1987年成为学生“最受欢迎的五位教师”之一,是您最看重的荣誉,是不是因为这证明了您和学生之间的良好互动?

童世骏:其实也不能算多大成功,但我确实主张大学教育要在独立思考和自由交流的基础上实现自主性和责任心的统一,并做了点相关工作,因此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尤其重要的是,独立思考不能仅仅想象他人的观点,真正重要的是参与现实对话,与他人交流、分享观点。为了胜任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对人类文明负有的使命,我们要培养真正具备世界主义精神的人才,而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我们就必须为年轻人创造参与对话的环境和条件。

哲学可以在不同学科之间、在学术领域与日常生活之间,起到沟通协调的作用,从教师角色转换到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或者说是学术领域服务者,沟通始终是我工作的首要任务———与领导团队成员沟通,与教师同事沟通,与学生沟通,在不同学科之间沟通。沟通是我的哲学热情与行政管理中需要运用的哲学原理的结合点。

上书房:这样的您,与上海纽约大学是高度契合的,担任上海纽约大学新校长,应是您继续哲学实践的不二之选。

童世骏:跨文化交际是构建理性社会和人性社会的核心要素,而上海纽约大学正是这样一间跨文化交际的“实验室”。这里聚集了200多位全球学术精英,开办至今,先后有23位各国院士级学术大师全时为本科生上课。目前上海纽约大学有在校本科生近1600人,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各半,他们在一起学习,本身就产生了跨文化交际。四年大学期间,他们还必须交流到设在其他国家的校区。

为建设上海纽约大学,我与时任纽约大学校长John Sexton有过不少交流,包括曾应邀参与他承担的课程的某次讲课和讨论。去年,Sexton出版了新书《守护理性:独断论时代的大学使命》,我跟他所处的语境有很大不同,但他在书中表达的观点我很赞同,即对抗世俗独断论的最佳途径是为年轻人搭建平台、创造空间,培养他们在一个鼓励对话、提倡辩论的文化中引领世界,而不是闭目塞听、固守教条主义。

上书房:上海纽约大学本身就是对话、沟通、合作的结果,您如何看待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之间的合作?

童世骏:2011年1月17日,教育部正式批准华东师范大学与纽约大学合作设立全球第一所中美合办的研究型大学———上海纽约大学。2011年3月28日,上海纽约大学在陆家嘴正式奠基,开始高等教育的全新尝试。同年11月15日,上纽大正式挂牌成立,第二年的秋天,首批学生进校。再过一年,在上纽大成立10周年之际,我们将搬到号称陆家嘴2.0版本的浦东前滩。

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在各自国内的排名差不多,但两校在全球大学排名中差距还相当大。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紧随美国之后,两国的高等教育差距却依然那么大,这是不应该的。中华民族有辉煌的历史,又占世界人口那么大的比重,我们真正要为人类做出与我们的人口规模和地理空间相称的贡献,归根结底要靠教育。和经济领域一样,高等教育的改革也已经进入了深水区,越是这个时候越难以用常规的方式来推进。在经济领域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法,“通过开放来促进改革,通过开放来巩固改革成绩”,比如发展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等,通过推进全球化来推动改革。高等教育领域大概也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同样要求我们通过进一步开放来推动进一步改革。通过与纽约大学合作,我们可以优化办学理念、共享办学资源和拓展办学空间,中美两国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均拥有深厚而悠久的历史传统,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将各自的优良传统融入双方的合作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优雅气质和栋梁精神■在我们对某些社会现象深恶痛绝、痛心疾首的时候,蕴含其中的改变的希望也越大■批判精神和反省精神要结合起来,一味批判而不反省,改变不了现实

李大钊故居

童世骏:李大钊是党的创始人中的几位大学教授之一,对大学教育,包括对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也有很好的论述。毛泽东称李大钊为“我真正的老师”,梁漱溟称李大钊为“我的至熟至熟之友”,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纪念李大钊诞生1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说“在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

在李大钊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优雅气质和栋梁精神的完美结合。李大钊曾经提倡“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也曾经批评“尚情而不尚理”和“任力而不任法”的不良习气。大学教育的任务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培育富有理想的理性主义者和尊重理性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懈怠,因为美好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激励着他们,要永不满足,不断进步;他们也不折腾,因为科学理论和健全常识都告诉他们,只有通情达理才能说服人,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办成事;他们更不动摇,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左顾右盼、畏首畏尾,梦想始终只是梦想,理想不会成为现实。

上书房: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往往被寄予厚望,被视为传承文化、改造社会的思想力量。但近些年,一方面,随着包括学术造假等在内的高校丑闻的出现,人们用“砖家”“叫兽”等谑称消解某些大学教授的文化形象;另一方面,一些高学历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所作所为,也让人们质疑某些高校的人才培养。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教育有了巨大的发展。当前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初中、高中、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博士生培养规模等指标,都已达到或超过同期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的学术学位博士生规模甚至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全口径博士生总规模仅次于美国,排世界第二。我国科研人员发表的SCI论文数和论文的被引用次数,也分别达到了世界第二和世界第七。这样的发展速度、这样的办学规模,必然意味着更多人的参与。而我们原来高等教育的门槛比较高,精英人数比较少。现在看似出问题的人多了,其实是整个基数大了。这是积极的一面。

另外,新媒体的发达,使得这些现象被迅速、广泛地传播,给人的主观感受是负面事件多了。其实,读过《围城》的人都知道,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只由高尚人士构成的,而是各色各样的人都有,只是在媒体不那么发达的年代,人们了解得少罢了。

很多时候,恰恰是在我们对某些社会现象深恶痛绝、痛心疾首的时候,蕴含其中的改变的希望也越大。最糟糕的情况不是出现不良的社会现象,而是人们对这样的现象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我想我们没有糟糕到这种地步,深恶痛绝、痛心疾首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我们在批判这种现象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和自己没有关系。有一次,我在外地某大学讲课,学生们提问时表示对现在的干部作风不满。我说问题确实存在,但是我们现在的干部大部分就是当年的大学生,所以,我们能不能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保证自己毕业后不做那样的事、那样的人?人们总有一些借口去做自己批评过的事,成为自己痛骂过的人,觉得自己不同流合污就会吃亏,那是把个人得失看太重了。

我的感觉是,人们对丑恶现象的痛恨程度和对自己要求的严格程度好像没有完全对应起来,大学教育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尽力形成一种风气,使大家的批判精神和反省精神结合起来,一味批判而不反省,改变不了现实。教育要促成品性的陶镕,关注这一点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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